抑郁症往往不是单一因素所致。
医学界关于抑郁症的成因的普遍看法是，“抑郁症有很多可能的起因，包括大脑对于心境的错误调节、基因易损性、生活中的压力事件、药物以及药物滥用问题。通常我们认为是这些因素中的部分或全部共同作用导致了抑郁症。”
首先，抑郁症的发生与遗传有密切的关系。
亲属同病率远高于一般人群，并且血缘关系越近发病一致率越高：在抑郁症患者的调查中发现大约有超过40％的患者有遗传倾向，如果一个人的一级亲属（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中有重症抑郁症患者，他会比没有患抑郁症亲属的人群提高1.5-3%的患病率。另外拥有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神经生长因子基因等这些与抑郁相关基因突变体的人也更容易患抑郁症。
其次，体内生化系统（例如激素、神经递质等）的不平衡——即生化分子的过量或过少分泌也会引发抑郁症。
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编码这些分子或者分子受体的基因异常引起的，也可能是外界原因（例如药物，极度紊乱的作息，强烈长久的压力反应等）所引发。人体内的化学分子含量变化都有一定的阈值，并且很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平衡网络，叫做内稳态（homeostasis）。
抑郁症的很多症状更多是因为这种内稳态被破坏所引发，而内稳态一旦被破坏，很难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
通过服用抗抑郁药物能够有效的提高或者降低相应化学分子的水平，但若是内稳态无法得到恢复，停药之后会很快陷入混乱状态。内稳态被破坏常常还伴有内分泌系统的失衡。
与抑郁症发病相关的脑区
第三，抑郁症的发生也和大脑的器质性和功能性变化有关。
例如和记忆相关的海马体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减少，负责控制高级认知的前额叶区域神经元体积减小，脑区之间的功能性链接减弱等，都有关联。
静息态fMRI显示抑郁症病人脑中膝下沟回（左图左），丘脑（左图中）和前叶楔（左图右）的功能性连接显著增加。
第四，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类疾病，同样和社会环境、人格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重大的生活事件，如亲人死亡或失恋等情况，可以作为导致抑郁障碍的直接因素。人的性格也部分决定了对于压力的不同适应策略——是否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环境压力的耐受程度等等，因而对体内内分泌平衡和内稳态也有较大的影响。
儿童期的不良经历，往往会构成成年期发生抑郁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成长关键期的经历也对成年后的抑郁障碍或者抑郁症发作有着重要影响。
第五，其他的躯体疾病也有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尤其是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慢性病，例如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和内分泌疾病（例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例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等），神经系统疾病（例如帕金森病、癫痫等）。
第六，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依赖都可成为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
这些物质包括鸦片类物质（海洛因、吗啡）、中枢兴奋剂（咖啡因、可卡因）、致幻剂（仙人掌*素）、酒精、镇静催眠药物等。尤其是酗酒：调查发现，长期饮酒者有50％或以上的个体有抑郁障碍。罗宾?威廉姆斯的抑郁症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酗酒和吸*引起的。
第七，药物也会引发抑郁障碍
某些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抗癫痫药物（如丙戊酸钠、苯妥英钠等）、抗结核药物（如异烟肼）、某些降压药（如可乐定、利血平等）、抗帕金森病药物（如左旋多巴）、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等。这些药物在使用常规治疗量时就可造成部分患者出现抑郁障碍，或使原有的抑郁加重。”
由此不难看出，抑郁症有着相当多的危险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危险因素在许多情况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尤其是每增加一个危险因素，患病概率就会有显著增高。不过，这些原因并不会直接就变成抑郁症状。
抑郁症患者最主要的自我感受是异常的消极想法，这种消极的自动思维，是一种“认知偏见”——也是治疗抑郁症最大的难点。
本文摘自松鼠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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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CVD总病例数几乎翻了一番，从年的2.71亿例（95%不确定性区间[UI]2.57亿-2.85亿）增加到年的5.23亿例（95%UI4.97亿-5.5亿），CVD死亡人数从年的万（95%UI万-万）增加到年的万（男性万；女性万；95%UI万-万）。大约万CVD死亡发生在30~70岁的人群中。此外，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死亡病例中，CVD是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
根据这份报告，CVD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中国，其次是印度、俄罗斯联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评估了这些年来因CVD致残的全球趋势，并观察到在研究期间从年的万（95%UI万-万）显著增加到年的万（95%UI万-万）。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心内科副教授兼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副教授GregoryA.Roth博士表示，总体CVD的全球模式对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总体CVD的流行病例可能会大幅增加，特别是在北非和西亚、中亚和南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东亚和东南亚，这些地区的老年人比例预计在年~年间翻一番。必须更加重视促进整个生命周期的心血管健康和健康老龄化，同样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到了实施预防和控制CVD的可行且负担得起的战略并监测结果的时候了。此外，自年以来，因缺血性心脏病导致的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总数也有所增加，年达到1.82亿（95%UI1.7亿-1.94亿），约有万人死于缺血性心脏病（95%UI万-万）,1.97亿缺血性心脏病流行病例（95%UI1.78亿-2.2亿）。因卒中而导致的总死亡人数也比年有所增加，在年达到1.43亿（95%UI1.33亿-1.53亿），其中约万人死亡（95%UI万-万），1.01亿卒中流行病例（95%UI9.32亿-1.11亿）。可改变风险因素（modifiableriskfactors）排序
《全球疾病、伤害和危险因素负担研究》的分析还得出了与CVD和死亡率趋势相关的可改变风险因素的排名：可改变风险因素排名1高收缩压；2饮食风险；3高LDL水平；4空气污染；5高BMI；6吸烟；7高血糖；8肾功能不全。
根据分析，由贫困和拥挤的住房条件导致的风湿性心脏病以及不安全饮酒方式引起的酒精性心肌病都是降低心血管风险的其他潜在目标。美国NHLBI/NIH转化研究与应用科学中心主任GeorgeA.Mensah博士表示，我们对CVD和危险因素的了解与在全球范围内对其预防、治疗和控制所采取的措施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仍然是一个可以跟踪和基准在减少CVD和风险因素负担方面进展的平台。然而，现在需要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