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从医经历，41年教学经历。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近五十年，也是首都医科医院*捷英教授见证、参与、奋斗和绽放人生韶华的五十年。她一直恪守着最朴素的真、善、美，守着“医者”和“师者”的双份责任，也感受着双份幸福。
01
11天，重走长征路
“历代帝王庙位于四西路口西，坐北朝南，庙门高大雄伟，门前原有汉白玉桥，东西两侧还建有牌楼……一切尽显当年的皇家气派。庙门东侧墙上挂着国务院认定的‘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更醒目的是白底红字的‘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校牌。这就是我中学时期的母校……”
图为：初中毕业合影（三排右三为*捷英）
前些年，*捷英的母亲过世，心情阴郁的她独自一人来到母校遗址散心，回家便写下了关于“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的回忆录。近四千字的文章，洋洋洒洒记录着属于她中学时代独特的记忆，也似乎想用这种形式，唤醒自己一直以来心底的那种坚韧劲儿。
年，成绩优异的*捷英被北京第二临床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录取，虽然与自己学物理的初衷相差甚远，但她还是满怀希望地开启了医学之路。
没想到，大二还未结束，全国就开始文革。不像有些人瞎折腾，*捷英和同宿舍的一名女同学，选择效仿革命前辈——重走长征路。
“那时候特别崇拜革命精神，觉得必须到延安去看看。我俩就背着行李，先从北京搭火车到西安，人太多的时候，只能趴在火车行李架上。”*捷英先去拜访了八路*驻西安办事处。老馆长跟她们讲述了很多革命故事，还拿出很多珍贵历史照片鼓励她们。“之后，我们俩在西安买了20个烧饼，5分钱一个，然后买了一点咸菜，就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11天，*捷英每天差不多走80多里。白天一直走，到晚上就借宿在村子里，跟村民同吃同住，第二天继续走。“现在回想起来，居然我们两个年轻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害怕……”
年末，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捷英和其他10几个同学响应“学农、学工、学*”的号召，组织了“医疗教学革命小分队”医院、解放*卫生队学习。之后，医院、医院进行了短期学习。
图为：医疗教学改革小分队留影（二排左二为*捷英）
“算起来，在学校6年，除了基础课基本学完，临床课总共学习不到6个月。”*捷英说，实践的机会很少，但总比光看书强。
有一次，她在儿科门诊实习，接诊了一个发烧患儿，但问诊发现孩子任何症状都没有。
*捷英满脸疑惑问老师，“这个小孩什么症状都没有，为什么会发烧呢？”老师云淡风轻地的一句“感冒啊！”*捷英如梦方醒，“一层窗户纸的事，自己为什么想不到？”从那以后，她开始理解临床思维的重要性。
医院实习时，*捷英有机会在产房值了一次夜班，一晚上接生了8个婴儿。这短暂的实践，使得*捷英7年后在延安医疗队时临危受命，使一位“足先露”难产的农村产妇转危为安。
“当时产妇已经经历过2次难产丧子之痛，终于有了自己健康的宝贝，甭提有多高兴了！而我的高兴劲儿，一点儿都不比产妇少……”*捷英说，医生一定要多看、多实践，哪怕只经历过（甚至是看过）一次，在关键时刻都能发挥作用。
图为：大学时代留影
02
泡在图书馆和病房的小大夫
年，*捷英毕业医院。
医院原名“医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苏联*府和前苏联红十字会援助下，在新中国建立医院。最初，从医院的院长、各科主任、护理部主任等都是苏联专家。年3月，医院正式移交给我国，命名为“中苏医院”（文革期间曾改名为“医院”，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改名为“北京医院”）
当苏联专家走后，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医院工作、学习的中青年大夫，都被留下当了科主任，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为了我国耳熟能详的“医学大家”。
进入这医院，一下子，*捷英就有了巨大的危机感！
她之前学的是儿科，因生病晚报道2个月，被分配到了内科。“发烧、肾炎、血液病等在儿科见过的病还好说，但肺心病等这种成人的病，我从来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
于是，好强的*捷英，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危机感，一头扎进图书馆，开始如饥似渴地恶补内科知识。
“当时看书效率奇高，因为有目的性，有紧迫感。那时认认真真把书看一遍，再去管1-2个病人，就能把这种病的相关知识基本掌握了。”不仅能把内科常见病说出来个所以然，她还不断加入自己的思考。尤其是*捷英的病历，经常得到上级大夫的肯定和会诊专家的夸奖。
图为：办公室留影
光理论好不行，当医生更需要在临床历练。
文革大学停招。10年之间，*捷英他们这一届大学生临床工作特别重，与此同时，实践机会也特别多。“跟现在没法比！那时候，我们病房56张床，还经常加床。但连进修的大夫一共就4人，一个人得管15、16张床。每4天一个班，铁打不动，你不上班，没人替你。”
高强度、高压力的住院医经历，让“总怕自己底子薄”的*捷英，在医疗技术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当时很多少见病都能遇上，各种操作机会也多。比如心包穿刺，现在一说，很多主治医师都发憷。搁以前，我值个夜班都可能会遇到，紧急时为缓解病人症状，有个二线医生在场，在床旁就做了。”
令*捷英印象深刻的，还有各个前辈的主任查房和大内科的联合查房，每一次都是生动的临床教学。像王宝恩、顾复生、崔志澄等教授，对患者和蔼的态度、精湛的体检手法、渊博的知识、严谨的逻辑思维，无不令人敬佩。*捷英在这样的大环境熏陶下，慢慢成长起来。
03
医院心律失常介入治疗“拓荒者”
年，表现优异的*捷英，被大名鼎鼎的顾复生教授“点名要走”，正式进入心内科。
谈起恩师和老领导，*捷英的自豪感溢于言表：顾主任解放前是上海地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荣立一等功，受过毛主席接见，之后在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研究生……
直到现在，*捷英还亲切地叫着“顾主任”，在她眼里，顾主任既是学者，也是勇士。
“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20多年前的一次查房，我对顾主任分析的一份心电图有异议，小心翼翼提出了不同看法。顾主任认真听了我的意见，但并未表示什么。我原想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但谁知一周后再次查房时，顾主任竟然当着众多下级医生和进修医生的面宣布：‘上次那份心电图，*大夫分析的意见是对的，今天我在这里特别更正一下。’当时，我都惊呆了……”
*捷英特别敬佩：这就是顾主任！尽管她早已是国内心血管领域公认的医学大家，但仍然虚心学习，勇于修正自己。
图为教学查房（中间为顾教授，右一为*捷英）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生理逐步从单纯的检查转变为治疗手段，射频消融手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捷英接下顾主任一名香港研究生的课题方向，在顾主任的大力支持下，开始涉足心脏电生理。
起初是纯自学。*捷英从小爱琢磨的天性，和电生理这个学科，显得特别有缘分。“电生理很有意思！一个病人做完电生理检查，厚厚一沓图，我就一张一张研究，检查中每个心律失常发生的机制都必须搞清楚。”这种方法虽然“笨”，但*捷英说，“自己心里头特别有底”。
年，胡大医院举办射频消融技术推广会，不仅有国外专家来授课，每次还有手术实况转播。新技术引发了中国心血管圈医生的集体兴奋。从第一届开始，*捷英期期不拉，铁打不动，每次都到场认真学习。
“会议第一天通常爆满多人，第二天剩几十个人了，第三天个位数。我还记得，有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就剩两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海*医院的王云翔大夫（她是部队自己培养的全*第一个女博士），负责会议的人一看，就说，‘今儿甭转播了，你们俩上手术室看去吧！’那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观摩了新技术，*捷英做了几次动物试验，亲眼看到了不同压力和不同温度下对心肌和瓣膜的损伤程度，让她更有了底气。
终于，年5月，在胡大一教授的帮助下，北京医院开展了第一例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治疗，成为当时国内较早开展心律失常手术的医疗单位之一。
刚开始特别难！早上8点开始手术，可能到下午4、5点才能下手术台。从延安医疗队回来，*捷英就落下胃溃疡的毛病，为了不影响手术，她每天上台之前都要吃加倍的胃药，“这样中午胃就不会疼，也不会饿。”
毕竟当时是新技术，*捷英心里总不踏实。从每个病人住院后的术前谈话开始，一直到手术之后病人安全出院，每一步，她都亲力亲为。
“前期开展的60例手术，手术甭管几点结束，我当晚肯定不回家，就在病房里守着。我怕病人出什么事，必须到第二天下班才回家。直到病人安全出院，心里的‘警报’才算解除。”那时，*捷英根本顾不上正在准备高考的女儿，一门心思就扑在手术上。
在开展射频消融治疗心律失常的道路上，*捷英特别感恩老一辈专家的培养和提携。
在进行一段时间的手术后，*捷英深感在技术和经验上的欠缺。这一点上，医院吴宁教授团队给了她巨大的帮助。
与吴宁教授留影（左一为*捷英）
“吴教授每周三手术。在一段时间里，只要有时间我必去观摩学习。医院导管室里热热闹闹，协和的风格一直是低调、严谨。吴宁教授带着两个大夫，一个兰志强，一个邓华，再加一护士，每次就4个人。手术室里永远安安静静。”
最令*捷英触动的是现场教学。“现在做手术像流水线，第一个做完，紧接着第二个，第二个完了赶紧叫第三个……那时，吴宁教授不着急，一个病人做完手术，几个人就现场讨论：患者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问题，手术操作上怎么改进等等，学术氛围非常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特别受启发。”遇到比较棘手的病例，吴宁教授还会亲自带着团队直接来医院会诊、手术。“完全没有架子，她总是谦虚的说，咱们是互相学习。”
另一位让*捷英难以忘怀的，医院的孙瑞龙教授。
与孙瑞龙教授、*菀教授留影（右一为*捷英）
有一次，她收治了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浙江患者，因反复发作“室上速”住院，希望手术治疗。通过观察患者发作时的心电图、电生理检查，又查阅了国外文献后，*捷英提出：该患者应该是“束支折返性室速”，并提出消融右束支、打断其逆传的根治方案。但当时，国内根本没有类似的病例报告，很多专家并不认可这一诊疗方案。
*捷英没有因为别人的质疑放弃自己的见解，“我邀请孙瑞龙教授会诊，他认真听我介绍病情，仔细研究了电生理检查资料后，肯定了我的想法，并鼓励我去大胆实践。”孙教授的肯定，给了*捷英莫大鼓舞。最终，通过消融右束支，手术圆满成功，患者的心动过速得到了根治。
后来，在年全国第一届非药物治疗心律失常大会上，*捷英现场报告了这个病例，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后来这个病例又作为个案，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发表。
04
首医内科教学的一把好手
说起当老师，*捷英之前想都不敢想。“以前很自卑，大学没有系统学习，进入临床也是有哪儿抓哪儿。我总感觉身边人都比我强。甚至以前想，我这一辈子，可能连主治医生都评不上。”
其实，正因为*捷英一直有危机感，凭借认真的精神，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她不仅不比别人差，反而后来居上。
图为：教学查房（中间为*捷英）
时隔18年后，年终于有了文革后第一届正规大学生（77届）医院，进入临床学习。医院为此专门选拔了一批带教老师，名单里就有*捷英。“真没想到！教师队伍绝大部分都是高年资主治大夫。后来想，可能是自己几次内科住院医考试表现还行，每次都考第一，让大家觉得我还行。”
这次“当老师”的经历，对*捷英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回炉机会。终于有机会完完整整把从诊断学到内科学的每节课都听了一遍。
那一批来了70多学生，每个老师要带三组，20多人。刚开始，她心里也打鼓。“有的学生和我年龄都差不多。自己还是住院医，居然要带学生了？当时确实压力不小。”
事实证明，教学相长说的很对。*捷英跟着其他老师一起备课、交流，系统、综合地提高了知识体系。“从那以后，我确实对做内科医生有了很大的信心。”
从那次小试炼开始，*捷英走上了长达近40年的教学道路。年，她开始担任医院的内科教研室主任工作，一直干到退休。0年，她又开始负责整个首都医科大学系统的内科教学，用她特别谦虚的话，“算是对首医的教学做了点个人贡献”。
图为：组织内科教研室春节联欢会（台上为*捷英）
首都医院都有各科教研室。当时，*捷英担任内科教研室主任联席会议主席，医院内科教学方面的工作，比如首医内科教学大纲的修改、教案设计、教学督导、题库建设等等。
其中的重头戏，是学校每年的脱产带教老师培训。
内科培训的重点，是诊断学中的体格检查。*捷英刚接手这个工作时，“原来的培训方式”就是放视频，培训老师讲一讲要点，分组演练之类的。但她发现，这种方式效果有限，受训教师动手时间短，无法检测培训效果。此外，除了物诊的手法，系统体检的也一直是物理诊断中教学的难点，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带教者，经常会感到内容繁杂、容易丢三落四。
“比如查体，一上来先查皮肤，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查淋巴结，又解开衣服从头到尾摸一遍，都摸到腹部沟那里了，又要查神经系统，从头到尾又一遍等等。而且摸完淋巴结，又去翻眼皮，这手也不干净了……”
*捷英较真爱琢磨的劲儿又上来了——改！
图为首医教学检查
她提出，系统体检要贯彻把“系统融入局部中”的原则。“比如检查头颈部，除了眼、耳、鼻、口腔、甲状腺等器官外，还应包括头颈部的血管、淋巴结及需要在头颈部检查的神经反射。先查头颈部，这是最干净的部分，然后从上往下，均按上述原则，依次检查。”这样，学生们就不会反复“折腾”病人，也不容易遗漏项目。
为此，*捷英专门设计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板，把自己脑子里成套的流程和想法落实到纸面上，之后又设计了相应的考核表：头颈部查什么、胸部查什么，先查什么、后查什么等等。
1年开始，*捷英原创的这个体检流程被固定下来。从每个代教教师培训开始，到学生学习，再到最后考核，这张表从头到尾且一目了然。直到现在，无论是内部的师资培训，还是首医每年承办的全国临床带教师资研讨班，都还再沿用。
2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在全国逐步推进、展开。*捷英牵头修订了北京地区住院医规范化培训细则和培训基地标准（内科部分），接着又接受了卫生部科教司及国家医师协会的委托，在高润霖教授的领导下，作为执笔人参与了国家卫生部《住院医规范化培训细则（内科部分）》和《内科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的修订工作。在经历前前后后历时10余次的调研、讨论、修改完善后，终于年正式发布、执行。
图为：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上海站评估（右八为*捷英）
由于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捷英还多次受邀参与北京市及全国的全科医生或基层医生培训、大赛等活动。她一直说，“这些教学工作很有意义。”
有一次，*捷英刚给北京市基层医生讲完心脏猝死的急救，没过多久，医院就碰上一个急性心梗猝死，值班大夫心里默念着*老师传授的那几个关键步骤，认真操作，得以成功复苏，让病医院并康复出院。
直到现在，丰台区卫计委领导一见到*捷英，说地最多的还是感谢，“*教授给我们的培训非常有效，特别是那次心肺复苏的抢救成功，大大提升了我们基层医生的信心！”*捷英的幸福感溢于言表，“听了我的课，学生们掌握了技能，能治病救命，我也算为社会做了点贡献。”
图为：医院抢救病人
自己的学生、进修的学生、大大小小培训的学生，大家对*捷英的印象都是两个字——严格。
不管是考试，还是检查，*捷英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问得人家有点下不来台。
医院第一届7年制硕士生中有个女大夫，数年前已是消化科副主任医师，一次在电梯中碰到，直言不讳地告诉*捷英，“*老师，我们那时候真挺怕您的！您总说我们做的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但最后一看，您给我们的考核分都挺高。”
*捷英笑着道，“那我必须说你们啊！如果不指出，你们就会把错的认为成对的，后果更严重。但我也知道，做学生的怎么可能百分百规范，所以分数上，我可不会难为你们。”
其实，为什么*捷英特别注重细节，还跟年轻时的一次误诊经历有关。
刚做住院医时，她管了一个40出头的女病人，腹腔少量积液住院。由于低热、血沉快、白细胞不高、结核菌素试验阳性，她下了结核性腹膜炎的诊断，上级医生也未提出异议。病人在确定抗结核治疗之后就出院了。结果没几个礼拜，有位老大夫在门诊给*捷英打来电话。电话那头说“小*，你误诊一个病人。”这一句话，她一直记到今天。
“天哪！当时吓得我，我赶紧问是谁。”问了才知道，原来那个被诊断为结核性腹膜炎的病人，后来发现是卵巢癌，刚刚确诊。幸好不算太晚，病人很快进行了手术。
后来，这件事总是萦绕在她心头，“卵巢癌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病人40岁闭经，我却对这个关键信息没在意。那个年代40岁闭经也不算太早，但我忽略了这个病史，没有请妇科做个会诊。“这件事被她记一辈子的误诊，时时刻刻提醒*捷英：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
05
哈特瑞姆培训学院的“压舱石”
年底，*捷英加入了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
图为：医院会诊
“不光是做手术，还肯花大力气做医生培训、帮扶基层”，集团切实走到基层、解决病人问题的这个理念，是最吸引*捷英的一点。“我们这代人，不习惯天天打发日子。只要我还有用，就想干点对病人或大家有意义的事，才觉得这日子没白过。”
一如既往认真负责的做事态度，*捷英得到了哈特瑞姆全体专家的一致认可和尊重。年，她荣获“哈特瑞姆年度榜样人物”，年又获得“最美哈特瑞姆人”称号。
“北京潞河、河北石家庄、山东济南、江苏宿迁、山西河津，集团哪里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细心答疑解惑，为患者耕耘福田。*捷英，榜样的力量，向您致敬！”*捷英的颁奖词，字字句句，名副其实。
*捷英觉得，在哈特瑞姆，从来没有“领导高高在上”的事情，反而像李莉、张麟、张奎俊、米树华等和她同时代的一辈人，受到了刘兴鹏等集团领导们的特别关心，以及集团上下的特别尊重。
图为：哈特瑞姆年终颁奖（左二为*捷英）
年底，有着41年丰富教学经验的*捷英，又被哈特瑞姆心脏学院院长谭琛推选为总教务长。她代表着哈特瑞姆培训教学的“压舱石”，负责整体教学大纲的制定，把控及统筹6个教研组的教学计划与质量。
*捷英也希望能把毕生所学贡献到哈特瑞姆，让心脏学院的培训一步步走向系统、规范。
比如说病史采集。
如今很多大夫容易先入为主。一个病人说，“大夫，我胸部不舒服。”医生直接接一句“胸疼是吧？”有时候这么一问，病人就点头，医生自然下一步就进入胸痛的鉴别诊断。*捷英说，病人描述的一般是自己的主观感受，除了胸痛，也可能是气短、胸闷等多种可能性。如果病因找错了，之后开的药、治疗的方法可能都不对。
“我知道很多大夫门诊一上午看20-30个病人，很辛苦，有时没时间、没耐心，病房里总不至于这样吧？”*捷英再三强调，当大夫的，一定要有耐心！
除了听病人自己讲，问诊的要点还在于：要抓住要点、做鉴别诊断。
比如病人说肚子疼，要问具体哪个位置疼？怎么个疼法？持续的还是一阵阵疼？有没有放射疼？有没有恶心、呕吐或拉肚子……“很多细节病人不会主动说，这些都需要靠医生去问，以便鉴别诊断。”*捷英说，如果你能全面、准确的掌握患者的信息，再加上缜密的分析和推理，那就会大大减少误诊和漏诊。
图为：哈特瑞姆心脏学院高级医师临床代教班
还比如病历书写。
在医疗圈的人都知道，一份小小的病历，医院的医疗规范和医疗质量。“医院，不管是行*口、教学口、科研口、管理口，病历大多是必查项，因医院的质量问题。但现在，医院的病历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甚至有不少错误……”
*捷英说，她刚工作的时候，有些老主任，在指导危重患者的抢救后，还会自己亲自在病历上记录抢救经过，就是为了通过总结、梳理、提炼，把自己的思考揉进去，使下级医师能有所领悟。那时的病历是有“个性”的，看的人也都能从中得到经验。
“比如感染性休克的抢救，治疗思路、用什么药教科书上都有，但每一个病人的病情发展过程并不相同，它开始什么表现、之后什么表现？医生如何判断？如何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如果认认真真的写，每个病例都是活生生的教科书。*捷英希望，不管是哈医院，医院，病历质量都应该医院看齐……
图为：当教师的幸福（前排右三为*捷英）
不管是做医生，还是做老师，*捷英从“德、能、勤、绩”方面都是大写的优秀。但她始终觉得，正是这两个崇高的职业，才赋予了她一生的追求和意义，让她这样一个性格执拗的人，“不管在多么复杂的环境下，都可以安安心心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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